只因算命先生一句“克弟”，爸妈割掉我的左耳和右手小指，只为求一个儿子。
十年后，他们带着宝贝儿子找上门，逼我给患肾病的弟弟捐肾。
我还没开口，我那身高一米五的残疾老公将我护在身后。
身后一排黑衣保镖齐刷刷鞠躬：“小少爷，欢迎回家！”
“陈念！你个死丫头，我们总算找到你了！”
尖利的女声像一把淬了毒的锥子，猛地扎进我的耳膜。
我正低头给客人打包刚出锅的肉包，手里的动作一顿，身体先于大脑僵住。
这个声音，就算烧成灰我也认得。
是我妈，刘桂花。
我慢慢抬起头，看向我们那简陋的早餐铺子门口。
刘桂花穿着一身不合时宜的貂皮，双手叉腰，刻薄的三角眼死死瞪着我，仿佛我是她不共戴天的仇人。
她身边站着我的父亲，陈卫国。他穿着夹克，眉头紧锁，一脸不耐烦，那双浑浊的眼睛里写满了理所当然的倨傲。
而在他们中间，被簇拥着一个脸色蜡黄、眼下乌青的少年。
他就是我的弟弟，陈天赐。
上天恩赐的儿子。
为了他，爸妈听信一个算命瞎子的话，在我六岁那年，用一把生锈的剪刀，剪掉了我的左耳。
我哭得撕心裂肺，他们却摁着我，嘴里念叨着：“耳是儿，割了耳朵才能有儿子。”
十个月后，刘桂花真的生了。
他们还不满足，又在我七岁时，用菜刀斩断了我右手的小拇指。
“指是子，断了指头才能保住这根独苗。”
我看着自己血肉模糊的手，痛到昏厥。
从那以后，这个家就成了我的人间地狱。
所有的家务是我的，挨打挨骂是我的，弟弟闯了祸，被罚跪的还是我。
直到十一岁那年，陈卫国喝醉了酒，想对我动手动脚。
我抓起一个酒瓶砸在他头上，连夜逃了出去。
十年了。
整整十年，我以为自己已经逃离了那个噩梦。
我和我老公陆寻，从一无所有，到拥有这家能遮风挡雨的小店，日子虽然清苦，但每一分钱都干净，每一口饭都踏实。
可他们还是找来了。
“看什么看！哑巴了？”刘桂花一步跨进店里，嫌恶地用手在鼻子前扇了扇，“一股子穷酸味，你这十年就混成这样？”
陈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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